重庆为什么又叫"陪都"?是什么时候开始的? 重庆为什么又叫陪都?是什么时候开始的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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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又被叫做陪都,这是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,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陷落之后,就将重庆作为新的政治中心,用于统领全国居民进行抗战。

陪都的意思是指在原有的首都之外增设的副都,用来补充首都的缺失。一般在和平时期,陪都都有明确的战略意义,本身会被功能化,与战争时期的陪都有较大不同。

抗战时期,国民政府组织军队抵抗日本的入侵,但是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,就连首都南京也落入敌人之手。在这种情况下,国家就必须有一个新的战略根据地,这样才能对剩余的国土进行有效控制,于是选中成都作为国家的第二个政治中心。

实际上当时的重庆与首都已经没有什么两样,国家所有的高级机构全都设立在这里,而南京城已经被日本人所毁灭,所以把重庆当作首都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。

但是按照当时的环境来看,重庆绝对不能够作为首都,现在这种战争环境下的首都变更,就相当于重新建立一个国家,等于承认了原本国家的失败,军民的斗志会遭到极大的打击。这就像汉王朝一样,东西两汉的区分是通过首都的位置来确定的。虽然是同一个朝代,但是却相当于是两个国家。

既然重庆不能作为首都,那就只能称呼为陪都。这里面有两个含义,一个是重庆要行使首都的功能,继续带领全国人民抗战。另一个是要表明对于战争胜利的信心,表达重庆只是一个陪都,将来我们会光复国家,重新回到我们的首都的意愿。

选择重庆作为陪都的原因有很多,不过重庆的地理环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。首先,四川地区本就山势连绵,道路险峻,不利于敌方机械化部队的进攻,这对于守卫部队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优势。

而且重庆周围有庞大复杂的水系,可以作为物资运输的通道。通过重庆调配全国资源,对于维持整体稳定局面有较大的帮助。

国民政府以重庆为陪都之后,确实没有遭受日本的大规模进攻,国家整体形势也由溃败转变为逐渐的战略相持,为后续中国人民夺取战争胜利制造了有利条件。

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,但是现在还有人把重庆叫做陪都,当时的四川人民被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,不仅有300多万出川作战的将士,也有毁家纾难的父老乡亲。陪都这个名字,他们当之无愧。



“陪都”是我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上的重大创举,又叫“两京制度”,它始于西周。

西周都城在关中的镐京,周武王为了加强对东方诸地的控制和防止商朝残余的复辟,因而在洛阳首建陪都。此后,历代的大小王朝等,无不模防周朝的两京制度,且许多王朝或政权不只两京。

综观历代陪都的设置,大体分为四种情况:
1,由于都城偏居边地,不利统治者管辖全境,有必要在位置适中的地方建置陪都,加强对全国的控制。如西周的洛阳。
2,由于该政权兴起于边疆地区,建都在边区,后来该政权强大,入主中原,为了便于控制全国而迁都内地,之后将原都改为陪都,如清之盛京,元之开平府。
3,都城别为全国政治军事的中心,但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,在接近经济文化中心且交通便利的地方营建陪都,如隋唐时的东都洛阳。
4,皇帝或政府因巡幸或躲避战乱临时住过的地方,如唐朝的南京成都,清朝的承德和民国的重庆等。

重庆,在抗战期间和解放前,却具有“双都”的身份,即“战时首都”和“永久陪都”。

从1937年11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(简称“国府”)发布《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》到1946年5月5日发布《还都令》(还都南京)的八年半期间,重庆一直是中国的“战时首都”。此外,在国府于1940年9月6日定重庆为“陪都”至解放军于1949年11月30日解放重庆的九年多期间,重庆也是中国的陪都。

抗战前,中国的首都是南京,重庆是行政院直辖市,1937年“七七芦沟桥事变”后,日本大举侵略中国,直逼南京,形势非常危急。1937年11月17日,国府主席林森率领大小官员撤离南京,并于三日后在武汉发布《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》,宣布迁都重庆,重庆正式担负起中国战时首都的责任。

1940年9月6日,国府发布《国民政府令》,正式颁令“明定重庆为陪都”、“还都以后,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”,既明确了重庆担负“战时首都”的法律地位,也宣示了即使还都南京后,重庆作为陪都的地位也不会改变,即“永久陪都”。

“陪都”实为“战时首都”

重庆市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,著名历史专家张凤琦,日前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强调,重庆在中国八年抗战时期的主体功能是“战时首都”,而不是“陪都”。

她解释说:“战时首都”的历史长达八年多;国府“移驻”重庆,实质上就是把首都的功能由南京迁移到重庆 。因此,八年抗战时期,重庆是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心,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,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第二次国共(国民党与中共)合作的所在地。

对于为何选择重庆作为陪都,她说:“这与重庆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,重庆四周环山,长江和嘉陵江环绕,易守难攻。尤其是长江三峡,是一个天然屏障,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始终没有攻入重庆。只有靠空袭。后来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大轰炸,造成几十万平民死伤。”

今天,如果你来到重庆市中心解放碑附近的较场口,就能看到一幅巨型雕塑,它生动地再现了当年日本大轰炸期间,躲避在防空洞的百姓挣扎求生的惨烈景象。至今,老一辈的重庆人一提到重庆大轰炸就义愤填膺。许多受害者还在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。

谈到重庆在抗战期间的地位,张凤琦表示,除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,重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。当时,盟军中国战区司令部就在重庆,美军顾问团也常驻重庆。1942年,同盟国宣布蒋介石为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,担任指挥中国、泰国、越南等地联合部队的指挥任务,由美国史迪威将军担任最高统帅参谋长。史迪威同时担任中缅印战区总司令。

了解中国抗战历史的人,都对宋氏三姐妹携手慰劳军队伤员的一张历史照片留有深刻印象。当时,重庆经历日军大轰炸,每天都有军人和平民死于轰炸,当时宋氏三姐妹——宋霭龄、宋庆龄和宋美龄,捐弃前嫌,携手抗日。这体现了中国人在面临国家民族危难时刻,共同抵抗外敌的决心和勇气。

“铁血西迁”

撑起工业“脊梁”

用张凤琦的话说,就是重庆作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政治中心,国共两党直接沟通,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,形成强有力的统一战线,大家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,一致抗日。

重庆对抗日战争的另外一个贡献,是为前方战场提供了急需的枪支弹药。抗战开始后,上海、南京等沿海地区成百上千家工厂辗转迁移到重庆,实现了中国近代工业史上规模空前、意义深远的“铁血西迁”,成为支撑中国抗战的工业“脊梁”,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新工业区。

今天重庆许多大企业前身,都是当年南迁的企业。如当年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(今重庆钢铁集团公司)、第25厂(今嘉陵厂)、第1厂(今建设厂)、第24厂(今特殊钢厂)、第21厂(今长安厂)、第20厂(今长江厂)等。

成为战时文教中心

张凤琦表示,伴随着重庆作为当时中国政治中心的形成,重庆的文化与教育发展迅猛,空前繁荣,重庆也因此成为战时中国的文教中心。

当时中国几乎所有顶尖的艺术家都荟萃重庆,创作出一大批艺术精品,如郭沫若的《屈原》、陈白尘的《大地回春》和阳翰笙的《天国春秋》等。

抗战前,重庆只有重庆大学,陪都期间,北京、上海和南京的著名学府迁移重庆,使当地高等教育出现空前的繁荣,光大学数量就达到31所。中国顶尖的教授、学者云集重庆。当时著名的中央大学、中央政法大学和复旦大学都迁移到重庆。

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联合国,将它的资料交给每个成员国保管备份。由于重庆是中国战时首都,1947年成立的“国立罗斯福图书馆”(重庆图书馆的前身)自然也就成了联合国指定的资料寄存馆,一直未间断过,使重庆图书馆为成为中国国家图书馆(当时称“北京图书馆”)外,迄今为止中国保藏联合国资料最早的另一图书馆。

“陪都”是我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上的重大创举,又叫“两京制度”,它始于西周。

西周都城在关中的镐京,周武王为了加强对东方诸地的控制和防止商朝残余的复辟,因而在洛阳首建陪都。此后,历代的大小王朝等,无不模防周朝的两京制度,且许多王朝或政权不只两京。

综观历代陪都的设置,大体分为四种情况:
1,由于都城偏居边地,不利统治者管辖全境,有必要在位置适中的地方建置陪都,加强对全国的控制。如西周的洛阳。
2,由于该政权兴起于边疆地区,建都在边区,后来该政权强大,入主中原,为了便于控制全国而迁都内地,之后将原都改为陪都,如清之盛京,元之开平府。
3,都城别为全国政治军事的中心,但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,在接近经济文化中心且交通便利的地方营建陪都,如隋唐时的东都洛阳。
4,皇帝或政府因巡幸或躲避战乱临时住过的地方,如唐朝的南京成都,清朝的承德和民国的重庆等。

重庆,在抗战期间和解放前,却具有“双都”的身份,即“战时首都”和“永久陪都”。

从1937年11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(简称“国府”)发布《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》到1946年5月5日发布《还都令》(还都南京)的八年半期间,重庆一直是中国的“战时首都”。此外,在国府于1940年9月6日定重庆为“陪都”至解放军于1949年11月30日解放重庆的九年多期间,重庆也是中国的陪都。

抗战前,中国的首都是南京,重庆是行政院直辖市,1937年“七七芦沟桥事变”后,日本大举侵略中国,直逼南京,形势非常危急。1937年11月17日,国府主席林森率领大小官员撤离南京,并于三日后在武汉发布《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》,宣布迁都重庆,重庆正式担负起中国战时首都的责任。

1940年9月6日,国府发布《国民政府令》,正式颁令“明定重庆为陪都”、“还都以后,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”,既明确了重庆担负“战时首都”的法律地位,也宣示了即使还都南京后,重庆作为陪都的地位也不会改变,即“永久陪都”。

“陪都”实为“战时首都”

重庆市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,著名历史专家张凤琦,日前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强调,重庆在中国八年抗战时期的主体功能是“战时首都”,而不是“陪都”。

她解释说:“战时首都”的历史长达八年多;国府“移驻”重庆,实质上就是把首都的功能由南京迁移到重庆 。因此,八年抗战时期,重庆是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心,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,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第二次国共(国民党与中共)合作的所在地。

对于为何选择重庆作为陪都,她说:“这与重庆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,重庆四周环山,长江和嘉陵江环绕,易守难攻。尤其是长江三峡,是一个天然屏障,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始终没有攻入重庆。只有靠空袭。后来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大轰炸,造成几十万平民死伤。”

今天,如果你来到重庆市中心解放碑附近的较场口,就能看到一幅巨型雕塑,它生动地再现了当年日本大轰炸期间,躲避在防空洞的百姓挣扎求生的惨烈景象。至今,老一辈的重庆人一提到重庆大轰炸就义愤填膺。许多受害者还在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。

谈到重庆在抗战期间的地位,张凤琦表示,除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,重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。当时,盟军中国战区司令部就在重庆,美军顾问团也常驻重庆。1942年,同盟国宣布蒋介石为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,担任指挥中国、泰国、越南等地联合部队的指挥任务,由美国史迪威将军担任最高统帅参谋长。史迪威同时担任中缅印战区总司令。

了解中国抗战历史的人,都对宋氏三姐妹携手慰劳军队伤员的一张历史照片留有深刻印象。当时,重庆经历日军大轰炸,每天都有军人和平民死于轰炸,当时宋氏三姐妹——宋霭龄、宋庆龄和宋美龄,捐弃前嫌,携手抗日。这体现了中国人在面临国家民族危难时刻,共同抵抗外敌的决心和勇气。

“铁血西迁”

撑起工业“脊梁”

用张凤琦的话说,就是重庆作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政治中心,国共两党直接沟通,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,形成强有力的统一战线,大家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,一致抗日。

重庆对抗日战争的另外一个贡献,是为前方战场提供了急需的枪支弹药。抗战开始后,上海、南京等沿海地区成百上千家工厂辗转迁移到重庆,实现了中国近代工业史上规模空前、意义深远的“铁血西迁”,成为支撑中国抗战的工业“脊梁”,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新工业区。

今天重庆许多大企业前身,都是当年南迁的企业。如当年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(今重庆钢铁集团公司)、第25厂(今嘉陵厂)、第1厂(今建设厂)、第24厂(今特殊钢厂)、第21厂(今长安厂)、第20厂(今长江厂)等。

成为战时文教中心

张凤琦表示,伴随着重庆作为当时中国政治中心的形成,重庆的文化与教育发展迅猛,空前繁荣,重庆也因此成为战时中国的文教中心。

当时中国几乎所有顶尖的艺术家都荟萃重庆,创作出一大批艺术精品,如郭沫若的《屈原》、陈白尘的《大地回春》和阳翰笙的《天国春秋》等。

抗战前,重庆只有重庆大学,陪都期间,北京、上海和南京的著名学府迁移重庆,使当地高等教育出现空前的繁荣,光大学数量就达到31所。中国顶尖的教授、学者云集重庆。当时著名的中央大学、中央政法大学和复旦大学都迁移到重庆。

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联合国,将它的资料交给每个成员国保管备份。由于重庆是中国战时首都,1947年成立的“国立罗斯福图书馆”(重庆图书馆的前身)自然也就成了联合国指定的资料寄存馆,一直未间断过,使重庆图书馆为成为中国国家图书馆(当时称“北京图书馆”)外,迄今为止中国保藏联合国资料最早的另一图书馆。

重庆是什么时候列为陪都的?陪都是什么意思?~

1940年9月6日重庆列为陪都。陪都,是指首都以外另设的副都,也称为辅都。
1、1940年9月6日,国民党政府颁布《国民政府令》,正式颁令“明定重庆为陪都”,“还都以后,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”。这不仅明确了重庆作为“战时首都”的法律地位,也宣告了重庆在南京之后的陪都地位。它不会改变,即“永久陪都”。
2、陪都划分十大类型为两京制、多京制、军阵型、留都型、圣都型、守望型、霸府型、市集型、未就型等。
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重大的开拓者,首都的建立,基于地缘政治,特别是军事防御的考虑,伴随着首都的缺乏协调,形成了相互强调的格局。陪都发挥着呼应、补充、配合等辅助性作用,处于副核心地位。


扩展资料:
中国最早的陪都出现在炎黄时期。夏王朝继承,商王朝发展。西周初年建立的洛夷(今洛阳)趋于完善,后世也随之发展。它影响了中国和东亚几千年的都城制度,许多朝代不仅是两个城市,而且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朝鲜和日本也有类似的制度。
在世界其他文化圈,按照功能划分也有设置多个首都的情况。西周都城在关中的镐京,周武王为了加强对东方诸地的控制和防止商朝残余的复辟,因而在洛阳首建陪都。此后,历代的大小王朝等,无不模仿周朝的两京制度,且许多王朝或政权不只两京。
参考资料来源:百度百科-重庆
参考资料来源:百度百科-陪都

“陪都”是我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上的重大创举,又叫“两京制度”,它始于西周。

西周都城在关中的镐京,周武王为了加强对东方诸地的控制和防止商朝残余的复辟,因而在洛阳首建陪都。此后,历代的大小王朝等,无不模防周朝的两京制度,且许多王朝或政权不只两京。

综观历代陪都的设置,大体分为四种情况:
1,由于都城偏居边地,不利统治者管辖全境,有必要在位置适中的地方建置陪都,加强对全国的控制。如西周的洛阳。
2,由于该政权兴起于边疆地区,建都在边区,后来该政权强大,入主中原,为了便于控制全国而迁都内地,之后将原都改为陪都,如清之盛京,元之开平府。
3,都城别为全国政治军事的中心,但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,在接近经济文化中心且交通便利的地方营建陪都,如隋唐时的东都洛阳。
4,皇帝或政府因巡幸或躲避战乱临时住过的地方,如唐朝的南京成都,清朝的承德和民国的重庆等。

重庆,在抗战期间和解放前,却具有“双都”的身份,即“战时首都”和“永久陪都”。

从1937年11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(简称“国府”)发布《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》到1946年5月5日发布《还都令》(还都南京)的八年半期间,重庆一直是中国的“战时首都”。此外,在国府于1940年9月6日定重庆为“陪都”至解放军于1949年11月30日解放重庆的九年多期间,重庆也是中国的陪都。

抗战前,中国的首都是南京,重庆是行政院直辖市,1937年“七七芦沟桥事变”后,日本大举侵略中国,直逼南京,形势非常危急。1937年11月17日,国府主席林森率领大小官员撤离南京,并于三日后在武汉发布《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》,宣布迁都重庆,重庆正式担负起中国战时首都的责任。

1940年9月6日,国府发布《国民政府令》,正式颁令“明定重庆为陪都”、“还都以后,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”,既明确了重庆担负“战时首都”的法律地位,也宣示了即使还都南京后,重庆作为陪都的地位也不会改变,即“永久陪都”。

“陪都”实为“战时首都”

重庆市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,著名历史专家张凤琦,日前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强调,重庆在中国八年抗战时期的主体功能是“战时首都”,而不是“陪都”。

她解释说:“战时首都”的历史长达八年多;国府“移驻”重庆,实质上就是把首都的功能由南京迁移到重庆 。因此,八年抗战时期,重庆是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心,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,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第二次国共(国民党与中共)合作的所在地。

对于为何选择重庆作为陪都,她说:“这与重庆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,重庆四周环山,长江和嘉陵江环绕,易守难攻。尤其是长江三峡,是一个天然屏障,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始终没有攻入重庆。只有靠空袭。后来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大轰炸,造成几十万平民死伤。”

今天,如果你来到重庆市中心解放碑附近的较场口,就能看到一幅巨型雕塑,它生动地再现了当年日本大轰炸期间,躲避在防空洞的百姓挣扎求生的惨烈景象。至今,老一辈的重庆人一提到重庆大轰炸就义愤填膺。许多受害者还在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。

谈到重庆在抗战期间的地位,张凤琦表示,除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,重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。当时,盟军中国战区司令部就在重庆,美军顾问团也常驻重庆。1942年,同盟国宣布蒋介石为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,担任指挥中国、泰国、越南等地联合部队的指挥任务,由美国史迪威将军担任最高统帅参谋长。史迪威同时担任中缅印战区总司令。

了解中国抗战历史的人,都对宋氏三姐妹携手慰劳军队伤员的一张历史照片留有深刻印象。当时,重庆经历日军大轰炸,每天都有军人和平民死于轰炸,当时宋氏三姐妹——宋霭龄、宋庆龄和宋美龄,捐弃前嫌,携手抗日。这体现了中国人在面临国家民族危难时刻,共同抵抗外敌的决心和勇气。

“铁血西迁”

撑起工业“脊梁”

用张凤琦的话说,就是重庆作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政治中心,国共两党直接沟通,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,形成强有力的统一战线,大家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,一致抗日。

重庆对抗日战争的另外一个贡献,是为前方战场提供了急需的枪支弹药。抗战开始后,上海、南京等沿海地区成百上千家工厂辗转迁移到重庆,实现了中国近代工业史上规模空前、意义深远的“铁血西迁”,成为支撑中国抗战的工业“脊梁”,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新工业区。

今天重庆许多大企业前身,都是当年南迁的企业。如当年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(今重庆钢铁集团公司)、第25厂(今嘉陵厂)、第1厂(今建设厂)、第24厂(今特殊钢厂)、第21厂(今长安厂)、第20厂(今长江厂)等。

成为战时文教中心

张凤琦表示,伴随着重庆作为当时中国政治中心的形成,重庆的文化与教育发展迅猛,空前繁荣,重庆也因此成为战时中国的文教中心。

当时中国几乎所有顶尖的艺术家都荟萃重庆,创作出一大批艺术精品,如郭沫若的《屈原》、陈白尘的《大地回春》和阳翰笙的《天国春秋》等。

抗战前,重庆只有重庆大学,陪都期间,北京、上海和南京的著名学府迁移重庆,使当地高等教育出现空前的繁荣,光大学数量就达到31所。中国顶尖的教授、学者云集重庆。当时著名的中央大学、中央政法大学和复旦大学都迁移到重庆。

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联合国,将它的资料交给每个成员国保管备份。由于重庆是中国战时首都,1947年成立的“国立罗斯福图书馆”(重庆图书馆的前身)自然也就成了联合国指定的资料寄存馆,一直未间断过,使重庆图书馆为成为中国国家图书馆(当时称“北京图书馆”)外,迄今为止中国保藏联合国资料最早的另一图书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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